“从本月开始，深圳1000多家单位的员工可以不再为起早、赶点、打卡上班而发愁了。这些单位包括了此前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一天上班8小时”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工作制度了。不过，从本月开始，深圳1000多家单位的员工可以不再为起早、赶点、打卡上班而发愁了。这些单位包括了此前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可以不定时上班了！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就连在“拍砖”言论频现的互联网上，针对这一举措的叫好声也响成一片。
《北京科技报》：深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台这一举措？
董保华：当地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并不是实行这项政策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深圳受到了金融风暴的冲击，必须通过一些手段来抵御目前经济产生的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鼓励各地采用各种灵活的用工形式，并定下一个基调，即尽量不要裁员。因为裁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此外，从今年大学生的就业率可以看到，目前的就业问题非常严峻，从4月份的统计数字看，广东省2009届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只有8%，而往年同期在70%左右，且全国还有2000万以上的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深圳推出这种特殊工时制度值得一试。
《北京科技报》：与8小时工作制相比，这种工时制度特殊在哪里？
董保华：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综合计算工时制度，这是指因工作性质特殊或受季节及自然条件限制，需在一段时间内连续作业，采取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它适用于建筑、旅游等职业。
我在参与《劳动法》起草时，就举过一个例子：远洋轮上的工作人员，工作时间经常是一连好几天，出海回来后，又要连着休息好几天，传统的8小时标准工作制不可能适合这个行业，因此只能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这项制度的优势就在于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进行了调度，让员工可以集中工作、集中休息。
另一方面是不定时工作制度，即因为生产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需要机动作业而采取不确定的工作时间，例如，长途运输企业、外企高管等岗位。以我为例，大学教师也是遵循这种工作制度，学校给我固定的教学量，比如一个学期需要上多少门课，每天的上课时间也不完全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其他时间都自己支配。
在这两种工时制度下，单位都不需要付加班费，因此能减轻企业负担以便更好地应对金融风暴。我认为，深圳采用的特殊工时制度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做法，这也是国家劳动部门提倡的。
《北京科技报》：不定时工作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推行情况怎样？
董保华：西方国家也有这种特殊工时制度，和我们一样，他们也仅用于特殊的工种。美国有无薪假期制度，当企业经济形势不好时，让一部分员工无薪放假，但企业和员工仍保留雇佣关系，等经济形势好转后再回来工作。此外，美国的公民在失业后，政府只会发放失业保险金而没有经济补偿金。不过，在此次金融风暴中，西方发达国家受到的影响非常大，特殊工时制度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而必须进行裁员和降薪。
《北京科技报》：既然这两种工时制度比较科学又比较灵活，那么，是否值得我们全面推广，在金融风暴过后也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实行？
董保华：这两种特殊的工时制原本是适应于某些特殊行业的，就像前面提到的远洋轮上的工作人员或教师等。不定时工作制的科学性和灵活性是建立在适应特殊工种、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基础上，但它不可能替代普遍的8小时工作制。如果全社会都采用这两种特殊工时制，可能就乱套了。比如，政府机关部门每天都要处理庞杂的事务，不会忙一阵、闲一阵，8小时工作制更适合他们。银行、通信等其他行业也是一样。稳定的工时制度才能维系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深圳只是这次在金融风暴的背景下，扩大了这两种特殊工时制的范围。
不过，从目前社会的发展可以预测，不定时工作制的范围还会扩大。这几年来，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及个人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在家庭的普及，会使更多行业的劳动者适合这种制度，比如自由撰稿人、平面设计师、艺术家、周报或月刊的媒体工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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