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骑车或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成为杭州市级机关一些领导干部的新选择。经过近7年的酝酿和试点，从今年5月1日起，杭州正式启动市级机关公车改革，首批有21家市级机关参加。按照“三年完成”的计划，到2011年，除公检法等特殊部门外，杭州其他所有市级机关都将不留公车，所有在编、在职、在岗人员全部参加公车改革。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不断探索公车改革的模式和方法，但成效各异、褒贬不一。此次，杭州大刀阔斧进行车改，会不会再次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车贴是否成为变相福利、职务消费应该按需分配还是按级别分配等问题，再度引发全国热议。
专款专用，防止车贴变“福利”
取消公车，改发“车贴”，是我国公车改革的基本思路。但是，车贴发多少、怎么发，则一直是车改的焦点和难点。杭州公车改革办法规定，“一般市级机关的车贴标准分为9个档次，上限为每人每月2600元，下限为每人每月300元”。对此，舆论纷纷质疑：2600元的标准是否过高、按级别设置车贴标准有同特权混淆之嫌、车贴是否变相加薪。
人民网网友“刘义忠0708”认为：“原先配车不会到每个公务员，而现在的车贴是‘排排坐，吃果果’，按级别大小来，个个有份”，这位网友担心，车贴“实际演变为‘等级福利’了”。人民网网友“余兴辉”也表示，此次杭州公车改革“车贴是按照级别发放的，实际上出门办事的多少与领导级别无干”。
车贴的标准怎么定？杭州市纪委副书记陈章永向记者介绍说：“杭州市制定车贴标准总的原则是以工作职能、责任、公务活动所需交通开支为依据，以已车改单位干部的实际支出为基准、以公务出行用车量模拟测算为依据，同时参考国内其他车改地区的车贴标准，通过多种方法测算最终确定的。”陈章永表示，从理论上说，完全按照公务出行量多少来定车贴确实比较科学，但是实际很难操作，杭州公车改革经过多方考虑，还是决定主要按照职务来分档。
据了解，各地车改的标准各不相同。以乡镇、街道或区级部门主要领导为例，南京为1800元/月，苏南地区2400元/月、宁波北仑区2200元/月、山东威海市2400元/月，珠海、东莞3000元/月。而杭州市市级机关平均车贴为1500元/月。
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市车改办主任何新根说：“按照杭州一些单位‘一把手’公务出行的实际活动量测算，部分干部出行可能还得自己再贴点钱。”何新根说，确定车贴标准，目标是既保证正常公务出行，又不会让大多数参加车改人员节余车贴。
《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认为，对于为什么按职级发放“车贴”的问题不应回避，决定发放标准的，既有工作需要因素，也有“待遇”因素，后者是由公车的使用和配备的标准转化而来的。发达国家官员的职务消费普遍实行货币化管理，按照职务等次和工作性质发给交通费、通讯费、出差费、住房补贴等，实行额度管理，严格监督，公私分明。而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对公务消费的“硬约束”不足，弹性较大，在有些地方甚至演变为“特权”消费，客观上起了强化“官本位”意识的作用。用“车贴”取代公车，要求领导干部放弃专车和为自己服务的专职司机而领取车贴，实现了职务消费限量化，隐形消费公开化，交通消费“平民化”，甚至可以说触动了很多领导干部的“核心利益”。过去公车实际上以保证领导用车为主, 车改后在交通费用大幅下降前提下，以前办事没有公车保障的普通干部，有了一定的交通补助，也体现了合理性。
为了防止车贴“福利化”倾向，杭州此次车改没有像其他一些地区一样采取“货币化”现金补贴的模式，而是将车贴“一分不剩”地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这在全国尚无先例。从制度设计上保证了“专款专用”，卡内的车贴金额只能用于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如公交车、出租车、市级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加油站、车辆年检、车辆保险等，除此之外不能取现，也不能在商场、超市等地方消费。
此外，倡导干部多用公共交通工具、不鼓励个人购车，也是杭州车改的特点之一。国内一些城市或地区推行车改时，对购车人员有一定补贴或允许预提几年车贴，而杭州市的车改方案中没有此类优惠政策。按照规定，杭州市的车改单位也不得擅自以任何名义出台或变相实施涉改人员购车的优惠政策。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书记李成言教授表示，这样做事实上切断了公职人员的“后路”，有利于提升车改的整体实效性，不致陷入“改革——回复——再改革——再回复——再改革”的怪圈。
为把好事办好，打消老百姓的疑虑，杭州一开始就把政策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在车改方案制定前一年半时间内，数次举行听证会，邀请社会各阶层代表座谈。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认为，在车贴具体标准的测算、未来公出费用的报销方法等问题上，有关部门再多做一些研究，设计出更加合理的方法，肯定有助于政府的想法和措施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可，车改整体目标的实现可以更顺畅一些。“不管怎么说，杭州政府在车改问题上，能将方案及时、完整地向全社会公布，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公开透明地处理之，这样的做法本身是可取的和值得推广的。”
“不留公车”，防止“钱照领、车照用”
公车如何处理，是公车改革过程中又一敏感话题。前些年车改试点阶段，有些单位把公车低价过户给个人或为领导干部购私车提供补贴，在群众中引发质疑。
杭州车改方案规定，车改单位公车“一辆不留”、一律上交，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向社会公开拍卖，涉改车辆拍卖所得上缴市财政。自5月1日车改启动以来，首批车改单位共上交涉改车辆227辆，其中部分车辆转为“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工作用车，其余用于补充执法单位“黄标车”淘汰后的车辆不足。
为了防止车改后出现公职人员向社会“借车”或转嫁费用等“钱照领、车照用”的不正之风，杭州市配套出台了“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纪律规定”，对可能发生的不正之风进行提前廉政预警，并对车改单位和人员的公务用车、车贴发放、财务结算及廉洁要求做出具体规定。市纪委监察局全程参与车改过程，监督车改单位和人员的行为。凡违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有关规定的，一旦发现将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扣发车贴；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考虑到市直各部门要承担一定的公务接待、重大应急突发事件处置等任务，杭州车改还建立了“公共交通专项经费”制度。市车改办按不超过当年涉改人员公务用车补贴总额的10%核定车改单位的公共交通专项资金。该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定期公示，超支不补、节余不留。
同时，为保证公务活动用车，杭州市组建“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按“保本微利”原则实行准市场化运行，公务用车需提前预约。目前，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工作用车均来自车改单位上交的车辆，首批招聘23位司机，都是车改单位分流的驾驶员。截至6月24日，该中心共出车325台次。
车改核心，能否节约“真金白银”、遏制“车轮腐败”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茅铭晨说，以往群众对公车使用管理的主要意见包括：第一，公车配置过多，档次过高，还要养一大批专职司机，不符合效率原则，耗费了太多的国家财政；第二，公车数量过多、档次过高，容易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产生优越感和特权感，滋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公车私用现象比较普遍，公共财政为个人消费埋单，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同时也破坏了党纪政纪；第四，过多的公务用车的存在，加剧了道路拥挤、停车位拥挤的矛盾。这几个方面，正是公车改革着力要解决的问题。
杭州市纪委副书记陈章永表示，看公车改革是否有实效，主要把握三个评判标准：是否能降低行政成本、能否真正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的涉及公车的腐败问题、是否保证工作效率和行政效率不受影响。据统计，杭州市西湖、江干、拱墅、余杭等7个先行试点公车改革的区，车改前公车费用9354.7万元，车改后实际开支5796.02万元，下降38%。此次首批参加公车改革的21家市级机关，近两个月来，公车费用下降在32%左右，90%的车改单位和涉改人员对车改表示满意。在一些全面推行车改的单位，因为公车“一辆不留”，“公车私用”等腐败问题也随之“销声匿迹”，未出现此类举报。陈章永说，车改刚刚推行时，有的单位担心一些干部会不会因为没有了公车而减少下基层，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但前期的试点表明，一些车改地区和单位的干部与原来相比，下基层多了，上班早了，参加会议更准时了。
“取消除公、检、法外杭州市所有市级单位公车，是我们的目标。”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市车改办主任何新根说：“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将认真应对各种意见，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改进、完善。”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书记李成言教授认为，公车改革的关键问题，不是车贴到底该不该与职务挂钩、是不是赎买特权以及怎样补贴的问题，而是车改到底有没有达到降低行政成本、遏制“车轮腐败”的成效，推动建立节约型政府，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
车改后节约下的真金白银，是对车改成效的最好验证。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不断探索公车改革的模式和方法，但成效各异、褒贬不一。此次，杭州大刀阔斧进行车改，会不会再次成为“雷声大、雨点小”的改革，车贴是否成为变相福利、职务消费应该按需分配还是按级别分配等问题，再度引发全国热议。
专款专用，防止车贴变“福利”
取消公车，改发“车贴”，是我国公车改革的基本思路。但是，车贴发多少、怎么发，则一直是车改的焦点和难点。杭州公车改革办法规定，“一般市级机关的车贴标准分为9个档次，上限为每人每月2600元，下限为每人每月300元”。对此，舆论纷纷质疑：2600元的标准是否过高、按级别设置车贴标准有同特权混淆之嫌、车贴是否变相加薪。
人民网网友“刘义忠0708”认为：“原先配车不会到每个公务员，而现在的车贴是‘排排坐，吃果果’，按级别大小来，个个有份”，这位网友担心，车贴“实际演变为‘等级福利’了”。人民网网友“余兴辉”也表示，此次杭州公车改革“车贴是按照级别发放的，实际上出门办事的多少与领导级别无干”。
车贴的标准怎么定？杭州市纪委副书记陈章永向记者介绍说：“杭州市制定车贴标准总的原则是以工作职能、责任、公务活动所需交通开支为依据，以已车改单位干部的实际支出为基准、以公务出行用车量模拟测算为依据，同时参考国内其他车改地区的车贴标准，通过多种方法测算最终确定的。”陈章永表示，从理论上说，完全按照公务出行量多少来定车贴确实比较科学，但是实际很难操作，杭州公车改革经过多方考虑，还是决定主要按照职务来分档。
据了解，各地车改的标准各不相同。以乡镇、街道或区级部门主要领导为例，南京为1800元/月，苏南地区2400元/月、宁波北仑区2200元/月、山东威海市2400元/月，珠海、东莞3000元/月。而杭州市市级机关平均车贴为1500元/月。
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市车改办主任何新根说：“按照杭州一些单位‘一把手’公务出行的实际活动量测算，部分干部出行可能还得自己再贴点钱。”何新根说，确定车贴标准，目标是既保证正常公务出行，又不会让大多数参加车改人员节余车贴。
《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认为，对于为什么按职级发放“车贴”的问题不应回避，决定发放标准的，既有工作需要因素，也有“待遇”因素，后者是由公车的使用和配备的标准转化而来的。发达国家官员的职务消费普遍实行货币化管理，按照职务等次和工作性质发给交通费、通讯费、出差费、住房补贴等，实行额度管理，严格监督，公私分明。而我国最大的问题是对公务消费的“硬约束”不足，弹性较大，在有些地方甚至演变为“特权”消费，客观上起了强化“官本位”意识的作用。用“车贴”取代公车，要求领导干部放弃专车和为自己服务的专职司机而领取车贴，实现了职务消费限量化，隐形消费公开化，交通消费“平民化”，甚至可以说触动了很多领导干部的“核心利益”。过去公车实际上以保证领导用车为主, 车改后在交通费用大幅下降前提下，以前办事没有公车保障的普通干部，有了一定的交通补助，也体现了合理性。
为了防止车贴“福利化”倾向，杭州此次车改没有像其他一些地区一样采取“货币化”现金补贴的模式，而是将车贴“一分不剩”地全部打入“市民卡”IC卡中，这在全国尚无先例。从制度设计上保证了“专款专用”，卡内的车贴金额只能用于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如公交车、出租车、市级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加油站、车辆年检、车辆保险等，除此之外不能取现，也不能在商场、超市等地方消费。
此外，倡导干部多用公共交通工具、不鼓励个人购车，也是杭州车改的特点之一。国内一些城市或地区推行车改时，对购车人员有一定补贴或允许预提几年车贴，而杭州市的车改方案中没有此类优惠政策。按照规定，杭州市的车改单位也不得擅自以任何名义出台或变相实施涉改人员购车的优惠政策。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书记李成言教授表示，这样做事实上切断了公职人员的“后路”，有利于提升车改的整体实效性，不致陷入“改革——回复——再改革——再回复——再改革”的怪圈。
为把好事办好，打消老百姓的疑虑，杭州一开始就把政策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在车改方案制定前一年半时间内，数次举行听证会，邀请社会各阶层代表座谈。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认为，在车贴具体标准的测算、未来公出费用的报销方法等问题上，有关部门再多做一些研究，设计出更加合理的方法，肯定有助于政府的想法和措施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可，车改整体目标的实现可以更顺畅一些。“不管怎么说，杭州政府在车改问题上，能将方案及时、完整地向全社会公布，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公开透明地处理之，这样的做法本身是可取的和值得推广的。”
“不留公车”，防止“钱照领、车照用”
公车如何处理，是公车改革过程中又一敏感话题。前些年车改试点阶段，有些单位把公车低价过户给个人或为领导干部购私车提供补贴，在群众中引发质疑。
杭州车改方案规定，车改单位公车“一辆不留”、一律上交，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向社会公开拍卖，涉改车辆拍卖所得上缴市财政。自5月1日车改启动以来，首批车改单位共上交涉改车辆227辆，其中部分车辆转为“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工作用车，其余用于补充执法单位“黄标车”淘汰后的车辆不足。
为了防止车改后出现公职人员向社会“借车”或转嫁费用等“钱照领、车照用”的不正之风，杭州市配套出台了“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纪律规定”，对可能发生的不正之风进行提前廉政预警，并对车改单位和人员的公务用车、车贴发放、财务结算及廉洁要求做出具体规定。市纪委监察局全程参与车改过程，监督车改单位和人员的行为。凡违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有关规定的，一旦发现将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扣发车贴；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考虑到市直各部门要承担一定的公务接待、重大应急突发事件处置等任务，杭州车改还建立了“公共交通专项经费”制度。市车改办按不超过当年涉改人员公务用车补贴总额的10%核定车改单位的公共交通专项资金。该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定期公示，超支不补、节余不留。
同时，为保证公务活动用车，杭州市组建“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按“保本微利”原则实行准市场化运行，公务用车需提前预约。目前，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工作用车均来自车改单位上交的车辆，首批招聘23位司机，都是车改单位分流的驾驶员。截至6月24日，该中心共出车325台次。
车改核心，能否节约“真金白银”、遏制“车轮腐败”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茅铭晨说，以往群众对公车使用管理的主要意见包括：第一，公车配置过多，档次过高，还要养一大批专职司机，不符合效率原则，耗费了太多的国家财政；第二，公车数量过多、档次过高，容易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产生优越感和特权感，滋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公车私用现象比较普遍，公共财政为个人消费埋单，造成社会的不公平，同时也破坏了党纪政纪；第四，过多的公务用车的存在，加剧了道路拥挤、停车位拥挤的矛盾。这几个方面，正是公车改革着力要解决的问题。
杭州市纪委副书记陈章永表示，看公车改革是否有实效，主要把握三个评判标准：是否能降低行政成本、能否真正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的涉及公车的腐败问题、是否保证工作效率和行政效率不受影响。据统计，杭州市西湖、江干、拱墅、余杭等7个先行试点公车改革的区，车改前公车费用9354.7万元，车改后实际开支5796.02万元，下降38%。此次首批参加公车改革的21家市级机关，近两个月来，公车费用下降在32%左右，90%的车改单位和涉改人员对车改表示满意。在一些全面推行车改的单位，因为公车“一辆不留”，“公车私用”等腐败问题也随之“销声匿迹”，未出现此类举报。陈章永说，车改刚刚推行时，有的单位担心一些干部会不会因为没有了公车而减少下基层，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但前期的试点表明，一些车改地区和单位的干部与原来相比，下基层多了，上班早了，参加会议更准时了。
“取消除公、检、法外杭州市所有市级单位公车，是我们的目标。”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市车改办主任何新根说：“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将认真应对各种意见，在改革过程中不断改进、完善。”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政府管理学院书记李成言教授认为，公车改革的关键问题，不是车贴到底该不该与职务挂钩、是不是赎买特权以及怎样补贴的问题，而是车改到底有没有达到降低行政成本、遏制“车轮腐败”的成效，推动建立节约型政府，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
车改后节约下的真金白银，是对车改成效的最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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