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放怀的医保记忆

2010-01-19 08:36:23 作者：gzinjob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程放怀，是经历了株洲医疗保险改革发展历程的几个“化石级”人物之一。她退休之前，一直在一家企业工作，企业最初叫做株洲市蔬菜食品总公司，是国营企业，改制后现在叫新道康公司。

1972年，程放怀到蔬菜公司的一家商店，做起了一名普通职员。1980年到总公司从事劳资工作，职位也逐步升到劳资科长，1993年担任工会主席，1997年任公司副总、单位副书记，不过劳资科长的职务却一直兼着。她说：“我一直在跟社会保险打交道，我和社保有交情、有感情。”

程放怀和社保的交情，是在其经历的“两进社保”的过程中“打”出来的。

我们从1980年就搞起了“两费统筹”

“事实上，我们公司从1980年就开始了两费统筹。”程放怀所说的“两费”也就是退休费和医疗费合并统筹。这是由公司自行实施的统筹办法。由总公司向各个门市部和商店收缴两费，缴费水平是以上年末全公司退休费实际支出和医疗费定额数为基数，除以公司年末在职职工人数，为商店人平月上缴数。

记者从资料中查到，根据这一办法，到1990年时，蔬菜食品公司累计收取两费统筹金共计268.7万元，其中医疗费统筹42.8万元，支出的药费统筹金为37.8万元，节余5万多元。当年的在职职工为677人，离退休人员419人。职工月均缴费59元，其中医药费10元。

“在1980年，为什么你们企业要两费统筹呢？”记者问程放怀。她表示，自己作为刚刚进入企业劳资科的普通工作人员，并不清楚当时企业领导的决策过程，但政策出台的原因显而易见。在20世纪80年代，蔬菜公司作为株洲市建立比较早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多，在职职工少，离退休人员的养老医疗费用大。作为在全市分布下属单位的集团公司，各个下属商店的效益好坏不均，如果坚持独立核算，一些商店的离退人员就会出现生活和就医困难。为了解决全体员工的后顾之忧，公司开始了企业“两费统筹”的探索。

“我们企业的做法，后来几乎成了株洲市医疗制度改革的蓝本”。1989年9月15日，株洲市劳动局发布了《株洲市国营企业医疗制度改革试行意见》。株洲市医疗制度改革的政策背景则是，根据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株洲、丹东。四平和黄石四城市成为医疗改革的试点城市。

第一次进社保是他们请我们的

1991年12月17日，在岳阳市召开的全省企业医改座谈会上，程放怀作为株洲市蔬菜食品总公司的代表之一在会上进行了“医改”经验介绍。1993年，她作为成员之一随同株洲市考察团到东北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考察学习，到但是也是试点城市之一的四平市进行了“访问”参观。

株洲市真正开始医疗保险的社会统筹试点，则是在1992年。蔬菜食品总公司第一次进社保，是在1993年。但这一次参保，并不顺利。程放怀坦率地表示，事实上在最初，作为企业管理人员对当时将医疗保险经费“交给别人去管理”，也有些难以理解和接受，不是很愿意。但与社保局多次交流沟通后，考虑到公司长远利益和离退休人员今后不断增长的医疗费趋势，企业最终还是接受了社保部门的“建议”，参加社会统筹。

让程放怀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决定遭到了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强烈反对。而程放怀所说的“不是很愿意”，实际上是故意降低了当时“不愿意”的程度。

离退休人员几百人集中到公司，要和领导进行对话，场面“充满了火药味”。公司领导和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在接连参加了两次这样的“大会”后，经过了两三个月的反复沟通才逐步稳定职工的情绪。

1993年8月1日，株洲市蔬菜食品总公司成为参加株洲市企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的三家企业之一。先是离退休人员，1996年1月在职职工也纳入株洲市社会医疗统筹。

我在会上“放了炮”要求医保不能停

让程放怀始料不及的是，这件水到渠成的事，却在刚刚实行了一年之后，中途停顿下来。1997年1月1日起，株洲市暂停社会医疗统筹，由企业自行确定医疗费报销办法。这次“暂停”，直接的原因是当时株洲市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太窄，有限的基金难以承担医疗费用的报销。

“当时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始搞医疗统筹，株洲作为试点城市，还是停了下来，我们接受不了。”1996年12月，在株洲市通知暂停医保的会议上，程放怀又一次成了“典型”。“我在会上就‘放了炮’，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市里用财政来扶持医保，维持这项制度，要对职工负责。”

“当职工正尝到医疗保险甜头的时候，社保局却突然停止了统筹。这好像人家吃东西正津津有味的时候，却突然不许他吃了，你说难受不难受。”程放怀在大会上的“放炮”，也改变不了医保基金当时难以为继的现实。

“这一次我们又要做职工的工作。以前是他们不参加，现在是他们要参加。反正工作都要我们做。”作为劳资科长和工会主席，程放怀最清楚单位职工的家庭和经济情况，因此便担起了“逐个逐户做好工作”的重任。除了做职工思想工作外，程放怀还不得不重新制定企业自己的医疗费报销办法。1997年，蔬菜食品总公司重新制定了关于职工医疗费报销的暂行规定，但终究因为企业收益不好，有心无力，还是不能解决职工的医疗需要。

程放怀至今耿耿于怀的，则是在那段时间一位叫李菊英的女职工的去世。李菊英是蔬菜食品总公司下属一个商店的店员，只有40多岁，因患尿毒症不能上班，只有丈夫在企业工作，收入低，孩子上学，家庭经济负担很重。在企业暂停参加社会保险后，她的医疗费失去了可靠的来源，很多看病费用不能报销，负担不起，而公司没有列支渠道。程放怀为此在全公司发动了募捐活动，但毕竟这只是杯水车薪。后来不得不放弃了有效的治疗，李菊英很快就病逝了。

第二次进社保是我们求着要进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急着要进社保。”体会到了社会保险的意义，程放怀在参加社保的事情上更加执着。1998年，当株洲市再次启动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后，为了能让企业再一次加入到医疗保险社会统筹的“大盘子”里去，程放怀在企业领导的支持下开始了对社保部门的“蹲守”。程放怀将蔬菜食品总公司的这次“参保”称作“二进宫”，这让她紧张，而且印象深刻。

“我那个时候那个找呀，找了好多人，反正劳动保障局的人和我都是朋友了，从劳动局局长到医保局局长，到哥哥科室的科长和一般办事人员，我几乎都跑到了，三番五次地去，我们是老搞统筹的，可他们还是不准我们进去。他们不说让你参加，也不说不让你参加，真是急死人。”程放怀虽然对自己企业不能最先进入统筹不满，但也没办法。因为根据株洲市当时的政策，为稳步推进医保试点，采取的是在各类企业“分级分批、有步骤有计划的推广”的策略。

“为了能够尽快进入到社会保险统筹中去，最后我们只好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化整为零，打游击战。”这一策略，实际上就是将总公司本部和其下属的各个独立核算单位进行了分割，“划清界限”。因为各个下属单位的退休人员多，效益不好，难以承担医疗保险费用交纳义务，而总公司相对具有“比较好的资质”，在职职工多，职工的收入也相对高，缴费能力要强一些。尽管蔬菜食品总公司的这一招后来被人称作是“丢车保帅”，“但我们但是也实在是无奈”，令程放怀最后颇为释怀的是，2001年之后，这些下属单位多数按政策要求也很快进入了医疗保障网，“没想到医疗保险后来又发展得这么快，说明这个政策还是很适应社会的需要的。”显然，她对自己当初的“遭遇”颇有感慨。